Iris Chang [張純如] – Author | Historian

1962年12月的一天，我剛到美國來留學，還不到四個月，住在波士頓哈佛大學醫學院對面的學生宿舍Vanderbilt Hall的四樓。那天一早起來看到窗外艷陽滿天，晴空萬里，把整個城市照得亮晶晶的。是一個極像台灣夏天一樣的艷陽天。我非常開心馬上拿了書包預備去上課，出了宿舍的大門才發現溫度在攝氏零度左右，冷風迎面而來。把我的臉括得像被針樣的剌痛。這時才想起這是波士顿12月的冬天。我趕忙折回宿舍房間把媽媽在上飛機前硬塞給我的一件她珍愛的大衣穿上。這件海虎絨大衣是爸爸在上海1930年代送給媽媽的結婚禮物，它跟隨媽媽，經過八年抗戰、國共內戰，1949年渡海碾轉到達台灣的。因為台灣一年四季如春，它派不上用場，於是那天在離台飛美國前，媽媽一定要我帶去波士頓，說波士頓天氣很冷。幸虧這件褐色毛絨絨的大衣，真的在波士頓保護了我五個冬天。

穿上媽媽溫柔的海虎絨大衣，穿過馬路去上課。突然聽到一聲聲的呼哨聲音，從遠方傳來，那聲音像極了我三歲時就聽到令人心慌的空襲警報聲，那聲音由遠而近從我身前刷過，原來是一部救護車駛向附近的Brigham 医院。此時我心悸得好像要暈過去，怎麼美國的救護車聲音和我三歲時在重慶聽到的警報聲一樣呢？我的思緒馬上回到1940年代的重慶，那個民族存亡的抗日戰爭⋯⋯

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聽到這個可怕的警報聲，起先是緩慢的嗚�嗚�警告大家，日本敵機已經被發現向我們上空飛來。不一陣子，警報聲音變大而且變得急促的上揚下滑，就好像每個人的心情從高空掉到谷底，告示大難臨頭，趕快去躲起來。於是爸媽還有外婆和舅舅帶著姐姐，哥哥，把我抱起來匆匆忙忙向防空洞方向跑。然後就在防空洞裏躲上大半天一直聽到解除警報的聲音後才能從防空洞裏走出來。這就是我的童年。或許那可怕的警報聲，我在媽媽的肚子裏就聽到了。那聲音像徵著恐怖的事情即將發生，它深植在我的腦海里。沒想到，在美國第一次聽到救護車的聲音會令我心慌不己！

當時我能住在哈佛醫學院對面的學生宿舍是一個特許例件。醫學院學生宿舍是專為醫學院的學生住的，他們是攻醫師MD，而我是攻博士（Ph.D.)學位的學生，照理是不能住在醫學院學生宿舍的，但是如果醫學院學生宿舍有空我就可以。第一年我剛來，我也不了解，申請了宿舍，後來我幾乎要住在外面的公寓時突然收到通知，說宿舍有空，我可以住。於是我就住進醫學院學生宿舍里來了。

那天上完課後，已近中午，我去餐廳吃飯，這時寬大可以容下幾百人的餐廳已經擠滿了下課的醫學院學生。有的還沒有脫下做實騐的白袍就來吃飯。餐廳裏雖然彌滿著牛油牛排香氣，但是也聞到學生身上的福爾馬林藥水的味道，顯然他們剛從解剖實驗室出來，那鼓味道令人惡心，因為我知道他們解剖的不是青蛙而是人體。但是這些醫學院的學生仍然興高采烈的和我打招呼。我住在這個百分之95都是男生群裏，顯得特別注目。第一，讀醫科的女生本來就不多，再加上我又是一個華人女生。1960年代在美国的中國留學生很少，所以這些美國學生對我特別好奇。每次他們碰到我都會跟我打招呼。餐廳是自助餐，排隊拿了菜後，自己結伴坐下小方桌上吃飯。每次總有學生與我一起坐下來吃飯。

第一次見面時他們總是會自我介紹。他們聽到我的名字是Ying-Ying總是問，它是什麼意思？我就不厭其煩的說，當我生下來的時候，爸爸看我哭得特別帶勁而且聲音響亮，大眼睛內淚水汪汪的，就取了「盈盈」表示水很�滿�的意思。因為他們都是醫學院的學生，我會介紹我是在家里被接生的，於是這個在重慶抗戰時期的歷史就一遍一遍向他們敍說：我說我出生在重慶郊區一個很荒凉的地方叫青溝灣，那裡有個乾龍洞，可以躲避日軍的大肆轟炸。原因是1937年，日本佔領上海，南京後，想要征服中國，向當時的陪都重慶不斷的轟炸。父親把懷著我的母親在產前兩周就把她送到重慶城中區的寬仁醫院待產，沒想到那天幾十架日機來轟炸，寬仁醫院也被炸。幸虧母親被醫院送入防空洞，逃過一劫。父親馬上把母親轉送到長江對面的黃角椏附近的青溝灣。那𥚃非常荒涼，以便躲過敵機的轟炸。母親生我的那天晚上，據父親說他舉著火把走了好幾哩路，用滑干把醫生接到家𥚃來接生。那裡沒有電燈，晚上一片漆黑。父親說他用數盞油燈把房間照得通亮，讓母親平安生下我。

聽我這樣一說，桌上有些學生就反應有關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事件。他們均知道日本1941年偷襲珍珠港，還有他們對歐洲戰場的諾曼地登陸，在太平洋的戰爭，對日本本土扔的兩顆原子彈等這些事情。但是關於我們1937年日本發動的七七事变，1931年的918事變，就沒有什麼印象。所以對我描述的抗日戰爭時期發生的事感到好奇和興趣。

哈佛大學醫學院在當時是美國數一數二的醫學院，能進入哈佛醫學院的學生都是全美國學生中的菁英。連他們都對二戰時中國的抗戰所知有限，你可以想像一般的美國國民對這段歷史認知之貧乏。

其中一位跟我剛見面的醫學院學生對我的故事特別有興趣，繼續問了我許多問題，我們怎麼由南京抵達重慶的。我就告訴他我的父親自南京撤退逆長江到蕪湖和母親在蕪湖碼頭奇蹟般的重逢的故事。還有此後如何搭上最後一艘單位撤離的船。那時我父親帶著懷孕的母親和一歲的姐姐，還有外婆和舅舅擠上船但是丟掉所有的行裹在碼頭上。如何全家捿身於難民擁擠、括著大風的甲板上，屏住氣，船在黑夜里的江面上悄悄航行，深怕被日軍飛機發現而遭到轟炸⋯⋯輾轉到達武漢，後來行程中，母親在衡山生下了我哥哥，兩周後繼績逃難經桂林到貴陽，最後抵達重慶。因為那個故事父母親經常提及，已經是我們家族歷史𥚃重要的一頁。

我告訴他們，那個時代國難當頭，家破人亡，其逃難的情景：難民蜂湧的碼頭，日機瘋狂的扔炸彈，震耳欲聾的爆炸聲，炸彈爆炸後的大火，人體被炸成四分五列的慘狀，空氣彌滿人體燒焦的味道，防空洞𥚃被悶死的人群，還有那個恐怖的空襲警報聲⋯⋯這些都是我的父母親輩親身經歷過的場景。那時我剛到美國才四個月，英語還不是很流利，我吉吉巴巴的跟他們說起那段往事。我現在回想起來那時我能費盡口唇的和他們講述那段抗戰歷史是因為那時我才22歲，抗戰才過去20多年，記憶尤新的原故。

於是那位醫學院的學生告訴我，他是猶太人，他的親戚被納粹迫害，死在集中營𥚃，很多被迫害的猶太人如果在那場大浩劫中存活下來的話，他們都有戰後後遺症，像晚上惡夢連連，多少都有點精神上的問題。他說他能感受到我的創傷，跟猶太人一樣的民族創傷。我說我聽到救護車的嗚拉聲會令我心悸，他說這是創傷後遺症。

在1962年，美國還沒有正式參加越戰，後來由越戰回來的老兵所產生的「創傷後壓力症」（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當時還沒有在醫學界被廣泛的認知。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已經意識到，納粹迫害猶太人對猶太人產生的創傷有多嚴重，而這個由戰爭或任何暴力事件後產生不良精神狀態的PTSD症狀現在已經被廣泛的認同。猶太人對戰爭的敏感性特別強烈。他們有一種迫切感，民族危機的意識，這是爲什麼猶太人注重歷史記憶。這段在哈佛醫學院與一些醫學院學生的對話是63年前的往事，但我一直沒有忘記。

從1931年的918事變到1945年抗戰勝利的14年𥚃，中國軍民死傷三仟五百萬，這是中華民族的大浩劫。我們的父輩飽受戰爭帶來的痛苦，他們是親身體驗而且目睹戰爭的殘酷，如果他們存活下來肯定有PTSD症狀，他們是直接得PTSD的受害者。

但是想想那些為保衛家園而與敵人在前線浴血奮戰而存活下來的士兵，他們得PTSD症狀的程度不知會比一般百姓大好多倍。這是我們的祖父輩、父親輩和我們這一代, 涉及三代的共同創傷、共同記憶。這不僅是個人的創傷，家族的創傷，而是整個民族的創傷。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我能活到今天能夠目睹這個來之不易的慶祝是多麼的幸運。當我們這一代消失之後，下一代我確信他們不會有戰爭後的PTSD症狀，也沒有刻骨銘心的戰爭記憶。下一代只能從書本上或抗日戰爭記念舘𥚃得到這段歷史的真相，但是究竟和親身經歷過的感受不一樣。如果沒有歷史記憶，如果沒有民族創傷的記憶，歷史注定會重演的。我懷著與父親一様「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擔心著，這就是此時此刻我最大的憂濾！

張盈盈哈佛大學生物化學博士，伊利諾伊州大學微生物系研究副教授（退休）。2011年出版對愛女張純如的英語回憶錄�The Woman Who Could Not Forget�，其中文翻譯本《張纯如: 無法忘卻歷史的女子》（簡體與繁體）于2012年出版。新書�Iris Chang and The Power of One�于2025年出版。